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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话语输入与“中国模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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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6-26 17: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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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摘 要 中国模式建构与西方话语输入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密切联系。一方面,西方话语输入在当今中国有普遍性的影响,

西方话语输入与“中国模式”建构

摘 要
中国模式建构与西方话语输入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密切联系。一方面,西方话语输入在当今中国有普遍性的影响,人们的日常思维已经普遍性地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模式建构又必须抵制某些西方话语而保留足够的中国特色,中国主流政治话语明显表达了抵制西方分权话语的意志。中国模式建构与西方话语,既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又无法完全融合而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相互排斥。但就总体而言,中国模式的建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西方话语的继续输入,一定程度的相互排斥也是以一定程度的输入为前提的。

西方话语输入与“中国模式”建构

作者 / 张师伟,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原载 /《文史哲》2012年第5期,第153-159页
“中国模式”的说法近几年在国内外学术界及舆论界均非常流行,尽管有学者对“模式”还因历史原因而由些许顾虑,但众多学者及政治家的力挺使得“中国模式”的说法越来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中国模式”的提法最早出现于1987年,讨论中国的外语教学时率先使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意义在1990年代就已经出现,郗卫东介绍了美国学者认为“俄罗斯不能照搬中国模式”的问题。王琢总结出“中国模式是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共同富裕之路”的结论。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涵义逐渐明确和突出起来,并成为一个学术思想界热议的话题,在学术期刊网检索到的1004篇论文中有949篇是2003年以来发表的,足见其热议的程度。中国模式内涵相当丰富,它涉及到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社会发展及变革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仅当然包含着政治,而且政治在其中还扮演着关键角色,或者甚至可以说中国模式的社会发展及变革就是在政治的导引和选择下一步一步地进行着的。因此,人们在谈论中国模式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政治方面或因素,或者是关注中国模式的政治环节,试图描摹或评价中国政治的现代指标或特色指标,或者关注政治与社会、经济等的关系,试图揭示中国模式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等如何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何种特殊的政治影响或导引等。本文着力于分析中国模式建构过程中的话语背景,试图揭示西方话语输入对中国模式建构的客观影响及其政治性的制约因素,总结西方话语输入成功融入中国模式的客观规律,提高中国模式在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的理论自觉性,积极、健康、科学地达到它的高级阶段。
一、西方话语输入作为
“中国模式”建构的前提
中国模式的说法虽则新颖,但其诉求却由来已久,从中国迈步走向现代的那一刻开始,就从没有放弃过对独特社会模式的诉求。不论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中体西用,还是孙中山试图超越资本主义模式的三民主义,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追求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自觉诉求。中国没有走上模仿西方的西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政治家及民众追求独特化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但中国模式的建构又确实离不开西方话语的广泛输入。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法律体系及文化体系等,都包含着大量来自西方的话语,甚至可以说如果排除了西方话语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现代中国人就会发现我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变得不能继续流利地说话或顺利沟通,而且我们用以研究问题的学科体系也将难以维持。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就中国现代政治术语从西方输入的过程及其在中国的演变,作了一个线索分明的观念清理,解释了中国现代政治观念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密切联系。现代中国在观念、制度及实践领域,可以说,处处都包含着西方话语的影响或痕迹,而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建构的模式,其基本的观念基础仍然来自于西方,其所建构的制度体系也大多为西方话语所包装,实践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及相应的对策方略等也不能完全漠视西方话语的影响。在中国模式建构的过程中,西方话语输入已经深入机体,浸入骨髓,不仅很难从中剔除西方话语的影响,而且阻挠了西方话语的继续输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就阻遏了中国模式的继续发育。
中国模式建构对西方话语输入的依赖,首先根源于中国模式是一种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模式,而东方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又是外生的后发型现代化,其酝酿、产生及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西学东渐的过程,西学在东方社会逐步酝酿、孕育和培植着社会的现代属性。来自西方的话语,既有资本主义系统话语,也有社会主义的话语,两种话语体系先后涌入中国,共同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特定模式的塑造。如果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或影响不能达到改造传统社会的程度,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因素就无从酝酿和培植,而儒家纲常伦理体系却将一如既往地桎梏着中国社会,使之迟滞、徘徊在传统社会的无限延长线上。西方话语大量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轨迹,不仅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的闸门,而且还导致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不可逆转的大转型。“在中国,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模式建构对西方话语输入的依赖还根源于西方社会已经发展出一套思考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话语系统,这个先行发展起来的话语系统乃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现代性的成长而逐步地发育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在经验性地思考和解决社会现代化所遭遇的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在思考和解决社会现代化问题方面具有经验上的有效性及方法论上的示范性。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模式,虽然她不可避免地要具有充分的中国色泽,但是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模式或道路,她必须优先解决现代性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一系列经验性问题,而有效地解决这类问题经常要系统地学习和参考西方话语系统,有些问题的解决则直接套用或援用西方话语系统的优秀结论。近三十年来,中国模式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而这种进展和西方市场话语系统的持续输入密切相关,中国现代经济学科的发展也极大地受益于西方市场话语的大量输入,并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政治学的学科思维也受到了西方话语的浸润。奚广庆所批评政治学原理教学中的西主中附现象在这方面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中国模式建构发生在一个迅速发生变化的世界里,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着日益迅速的巨大变化,西方话语在影响甚至是引领现代世界的深刻变化方面具有明显的舆论优势。这就客观上强化了西方话语在未来世界中的影响力,而中国模式建构也必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因此,即使仅仅从未来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的建构及其继续发育都不能不正视西方话语的强势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模式建构对西方话语输入的依赖。
中国模式突出了处理社会现代化问题的中国特色,但中国处理社会现代化问题又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西方话语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市场话语体系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持久深入的广泛影响。市场话语体系的输入全面改变了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到管理学等主要社会科学体系的话语态势,造成了一种强势市场话语导引的社会科学话语系统,在客观上极大地扩展了人们认识和分析现代社会问题的视野,普遍提高了人们认识和分析现代社会问题的能力。就近三十年来的经验看,中国模式建构过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发展性问题,都需要现代社会科学提供比较精密准确的分析工具,而这些精密准确的分析工具又主要来自西方话语。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自身独立发展出的分析工具不仅还相当少,或者说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还不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现代社会诸多复杂问题的能力,而且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出的分析工具客观上也受到了西方话语的浸润式影响,以致其所发展出的分析工具也濡染了较为浓郁的西方话语色泽。中国模式在建构过程中也自觉地利用了西方话语中比较现成的部分分析工具,尤其是经济分析、金融分析等方面,西方话语所孕育形成的分析工具及方法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学领域获得了主导性优势地位。我国主流经济分析方法不仅接受了“经济理性人”的普遍假设,并将经济学作为经济人的理性决策及稀有资源的市场配置,普遍使用数学方法进行量化分析,以进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即使在政治、法律等领域,我们赖以进行分析的概念、命题、判断及分析方法等都明显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影响,权利神圣、法治国家、民主政治等来自西方的话语已经成为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普及话语,不仅已经融入了现代中国人的行为理性,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而且还被吸纳进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报告,其中尤以“依法治国”战略提出的过程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西方话语输入、渗透、转化、融入我国主流话语的方式及程度等。西方话语伴随中国模式的继续发育将继续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此即中国模式继续发育的一个基本环境,也是中国模式继续发育的一个基本条件。
二、“中国模式”建构过程
中对西方话语的提防与抵制
中国模式建构刻意追求走超越西方的道路。中国社会从开始迈步走向现代社会就一直刻意不去模仿西方,而坚持要超越西方。这种超越或者是强调中国传统话语所表达的优势,如早期洋务运动所标榜的儒家名教,或者是利用西方资本主义中的批评性资源,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直接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孙中山,他试图将资本主义之长的民权政治与社会主义之长的民生经济综合起来,创造出了指导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所谓“三民主义”。中国模式追求超越西方,一方面是试图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滋生的一系列缺点或瑕疵,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试图避免出现过大的贫富分化,主张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另一方面是为了彰显中国特色,试图在现代化过程中充分激活和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将中国模式建构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和伟大复兴紧紧地联系着,这就决定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势必要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建构。中国模式建构首先在政治上获得了突破,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而后又参照前苏联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建设模式探索,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模式建构才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渐次深入展开。当中国模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渐次展开时,中国模式在政治上的建构已经有一定基础,但是尚未定型。中国模式在政治上的建构与西方主流政治建构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关系。这就强化了中国模式建构过程中对西方敏感话语的明显提防与抵制,在中国模式的继续发育过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始,对西方的学习与借鉴就始终伴随着对西方敏感话语体系的提防与抵制,其中有些提防和抵制实际上是认识僵化造成的误区,对市场经济的提防和抵制就是最显著的一个误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证明前此对市场经济的提防和抵制完全是一种思维的历史惯性,实际上并无多大的合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改革开放,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西方寻求话语支撑,如果一定要避免西方话语的支撑性影响,那就连社会主义也不可能了,因为社会主义从源头上说也是一种西方话语体系。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必然要面对中国几千年传统话语的影响,而传统话语与西方话语的争论自19世纪后半期就一直是中国思想舆论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传统话语对西方话语的提防和抵制更是中国现代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一道常见景观,其影响和作用也在多半实践中被证明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及趋势的,客观上阻遏并迟滞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尤其是在晚清时期,中国传统话语形成了西方话语很难顺利跨越的梗阻。“在当时,每一件带有创制意义的举措设施都曾招来指责,激成争论”,“它们常常在反对声中艰难地出世,其中一部分又在反对声中夭折”,“传统社会中守护夷夏大防的人们容不得这些东西”,“在他们那里,即使‘西用’依附于‘中体’,其入门之途仍然处处障碍难逾”。实际上,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及相关观念虽然经过激烈的政治冲击,但作为与社会存在相伴随的一种思想意识系统,在中国社会还未完全实现现代化之前不仅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在一定的领域还相当完整地保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还未能合理而恰当地处理传统话语在现代社会的应有地位问题,而传统话语的顽强存在又几乎是本能地对西方话语体系进行不遗余力的提防和抵制。传统话语提防和抵制西方话语主要是通过复兴儒学或宣传国学来实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儒学热或国学热实际上就是试图从传统儒学或国学中着意寻找现代之源,“他们把现在的许多概念都和儒家思想联系起来”,“比如说讲资本主义便名之曰儒家资本主义;讲社会主义,名之曰儒家社会主义 ;讲民主主义,名之曰儒家民主主义;讲自由主义,名之曰儒家自由主义”,“将现在出现的许多观念都和儒家连在一起,比如公正、正义、公平、契约、人权、人格独立、人文精神 、道德 、和谐 、以人为本等,都要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历史资源,甚至于认为都来自于儒家”,其目的显然是为提防和抵制西方相关话语输入营造舆论。历史地看,传统话语提防和抵制西方话语曾高度集中在政治及价值领域,依托民族感情的大树,运用儒家的话语,盲目地反对任何西方话语的输入,但这种盲目地反对输入西方话语的努力并未能阻止西方话语的输入,因为纯粹传统的话语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大转型的需要,西方话语的输入对中国社会大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话语还因此而确立了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优势主要来自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不过是一种修饰语,但又是一种不可忽缺的修饰语。这就决定了在提防和抵制西方话语方面,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遗留至今的传统话语之间存在着基于民族共性的连带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传统话语基于民族性的对西方话语的提防和抵制。传统话语在现阶段依托儒学或国学对西方话语的提防和抵制大多与现代化的潮流背道而驰,或者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不相适宜,或者不利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确立。
西方话语体系固然有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但也无可避免地具有现代社会的普遍共性。西方话语中蕴含的现代社会的普遍共性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贯彻和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根本策略。但是社会主义既然是中国特色的,而西方话语又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因而也一定有基于资本主义或民族国家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中华民族的,从而就必须坚持基于社会主义及民族共性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建构过程中对西方话语的提防和抵制还有以特色提防和抵制特色的方面,即在向西方话语学习和借鉴的时候必须分辨清楚纷涌而来的西方话语中,何者是现代社会的共同性话语,何者是西方国家所独有的特色话语,何者又是于我有害的资本主义的特色话语。以我的特色提防和抵制彼的特色,就实体层面而言,在理论及实践上都有相当的正当性。从理论上说,万事万物都有特色,而特色总是个别的,而且经常是不兼容的,输入、借鉴和学习实际上仅限于共性,而个性是既不必要学,也学不来的;从实践上说,社会形态的不同特色之间肯定存在着较为明显而强烈的非兼容性,如果不能提防和抵制外来的所谓特色,就不能建构和守护自己的特色,而现代社会基于传统文化的延续或民族共性的支撑又不能没有自己的特色,特色即使没有被意识到也是确定无疑地存在的,而且它即使受到人为的压抑乃至是清洗也还是能够顽强地保留下来,别国的特色则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整地照搬来的。但话语的特色又在于它的相对独立性,即它可以相对独立于相应的实体特色,实体特色固然难于仿效和移植,特色话语却具有明显的可传播性,传播的目的则是相应的实体特色建构,就此而论,提防和抵制特色话语实际上就是在提防和抵制不可复制的实体特色,其在理论及实践层面的正当性均来自于实体特色的不可复制及不必复制。如果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还在继续发育过程中,它还始终保持着对西方敌对意识形态的高度警惕,考虑到意识形态背后的重大利益纷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多地注意提防和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就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在将来也许会在思想解放的条件下,如同其在以往那样,吸纳一些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但又必然是在将自己需要吸纳的部分内容明显地非意识形态化之后才实际吸收的。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把不是姓‘资’的东西,从资本主义概念中分离出来”,“市场经济”就是一个被从资本主义概念中分离出来而为社会主义所接受的重要概念。
三、西方话语作为“中国模式”
建构的理论资源
中国模式建构过程中对于西方话语的提防和抵制大体来自于上述三个方面,但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现代化水平的悬殊差距来看,提防和抵制西方话语就主要的影响而言,存在着明显的消极性,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现代发育及继续完善具有阻遏、阻滞的不良影响。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等话语的输入和接受来看,它们在输入中国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提防和抵制产生了明显消极影响,阻遏、阻滞、延迟了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及法治国家等话语融入中国社会主义话语的过程,客观上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中国模式在理论上的自觉反映,她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并由此而规定了她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的敌对性,从而对她怎么面对西方话语体系设定了政治条件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约束,在意识形态上将输入国内的与社会主义敌对的话语体系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在意识形态上高调宣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虽然经验证明对西方话语的提防和抵制是得不偿失的,有的时候近于幼稚,如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坚决取缔,就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以政治学被取消的结果为例,“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文化大革命’,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但中国模式却仍然要针对西方话语郑重其事地层层设防,提防和抵制西方话语的意识形态堤坝始终强硬而坚固。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自身既没有充分的现代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但中国模式建构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现代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就造成了她在现代社会科学话语上一定程度地依赖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被认为具有明显非意识形态特征的话语内容不仅纷纷被引入中国,而且中国知识精英面临复杂难解的现实难题,还试图从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中分离出更多的非意识形态内容,以解决分析社会问题缺少必要工具的燃眉之急。中国模式建构过程中许多复杂难解的问题的解决都曾经依赖于及时输入的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话语为中国模式建构中的问题分析及解决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论支持,以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话语也是中国模式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基本概念及分析方法方面即对我国新时期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具有意识形态话语方面的充分优越性,也具有意识形态话语的充分优势。中国能在风靡世界的社会主义话语大溃退中完整地生存下来,足以说明其在意识形态话语方面的优势,而其能在学习西方社会先进成果的过程中仍然保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更能说明其非比寻常的意识形态话语优势。但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科学的话语上则缺少充分的准备。战略决策层在缺少社会科学话语的支撑下,唯有使用哲学抽象理性。哲学理性替代社会科学理性曾经是如此的流行,但其社会结果却是屡屡违背客观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诸多教训大多与社会科学话语的缺失、缺位密不可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治科学话语缺位的可悲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打破了前此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不仅复活了现代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而且还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西方社会科学话语借此获得了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的路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乘势发展出拥有自己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毋庸置疑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科学话语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决定性影响。西方话语不仅在学科体系、学科方法及话题议题等方面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决定性影响,而且还在一定层次和程度上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话语的价值选择与归宿,其中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话语受到西方话语的决定性影响尤为明显。如果抽去上述学科话语的西方部分,不仅学科体系将变得残缺不全,而且其作为学科的标志性概念及方法都将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将不再能进行经验层面的问题分析。一套社会科学话语一旦不能在经验层面有效进行问题分析,也就变得不能解决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问题,其作为中国模式建构的理论资源的作用也就微不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中现代社会科学部分,只有不脱离西方社会科学话语的积极影响,才能保持其分析经验问题的起码的理论资源功能。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证明了西方社会科学话语在中国模式建构中的重要理论支撑与支持作用,并证明了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乃是中国模式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不仅如此,西方社会科学话语的输入还通过中国模式建构过程中的学科建构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不仅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与时俱进,更构筑了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及法治国家等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内容,极大地张扬了社会主义的人本价值观。西方人权概念的输入与我国的人权入宪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西方话语作为中国模式建构的理论资源固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它在一些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提供经验问题分析的视角与方法。但就总体情况来看,它主要是提供学科话语建构的基础概念、核心命题及基本方法,而在具体应用环节则必须与中国模式的实践相结合。中国模式下的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并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话语,而是要在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本土化,在西方话语的启发、帮助下,依托中国的经验,经过学者的“创造性重构”,从经验中直接发展出相应的话语来。中国模式建构过程中遇到的经验问题具有国情及民族的特殊性,其与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同类问题并不雷同。这就要求在西方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话语要充分关注中国实践的特殊性,在必要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创设新概念、新范畴,补充新的分析变量,更新分析的具体范式,在分析和解决中国特殊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与中国模式相应的中国化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模式建构还会遇到西方从未遇到过的新鲜复杂问题,西方社会科学话语在这方面可能完全缺失。这又要求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本着根源于西方社会科学话语的分析精神,创造性地运用西方话语中已有的概念、范畴及方法,必要的情况下还要创造全新的概念、范畴及方法,发展与西方社会科学话语系统相容的崭新的社会科学话语系统。中国模式建构过程中的社会科学话语构建,首先需要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支撑与哺育,因为中国将西方社会科学话语本土化后的新创造,在本质上同样体现了西方社会科学话语的分析精神,在分析方法上也必然相通兼容,在分析结论上则具有基于科学分析的普遍性和稳定性。中国模式下社会科学话语系统的发育和发展虽不必唯西方之马首是瞻,但也不能背离共同的科学分析精神,不能离开科学分析精神赖以体现的西方社会科学话语本源。其次,新输入的西方社会科学话语要完成中国化就必须充分关注中国的特殊性,但是这种充分关注又必须落实在实践中,将源自西方社会科学话语的科学分析精神及范式运用于中国特殊的实践,发展与科学分析精神和范式相通兼容的新概念、新范畴,注重提取分析的新变量,补充、充实、丰富相应的社会科学话语,关注中国特殊性,不失源自西方话语的科学分析精神,这是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中国化的基本要求。西方社会科学话语输入还必须密切联系中国模式的建构,离开了中国模式建构的实践,离开了分析和解决特定经验难题的过程,仅仅只是话语的输入,很难实现其中国化,也很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而缺少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支撑与支持,中国模式的建构也将面临难以逾越的困境。西方话语作为重要的资源,其在中国模式建构的过程中大量输入中国,并在解决中国经验难题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化,乃是中国模式建构及顺利发育的必要条件,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小觑。
编 辑 / 刘京希
原标题:《张师伟 | 西方话语输入与“中国模式”建构——“中国模式”建构的话语背景》